一个过去被很多人忽略的数字，不久前却在中国媒体和舆论界引起震动：目前常驻中国的韩国人数量已经达到了70万。而在这些人中，除留学生外，以韩商或韩商家属身份来到中国的人占据了大半江山，他们形成了目前中国最大的外商群体。他们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以“集团军”方式投资中国，在中国近20年的淘金生涯中，打拼、收获、安居、乐业。如今，他们又面临着新的选择。
韩商全面进军中国
韩国企业到中国来投资，基本上成了韩国经济发展的一个新动力。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晓德发自北京 “我们会在中国一直做下去，明年北京奥运会将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已在中国工作生活了二十多年的朴根太看上去信心十足。这位1984年即以大宇集团中国区总裁身份进驻中国香港的韩国商人，现在是韩国希杰集团中国本社总裁。“当年大宇选择我常驻北京看重的是我的香港工作经验，现在加盟希杰，他们更在意我对中国市场的熟悉和了解。”
中国工作背景、中国市场打拼经验，正越来越成为今天韩国企业遴选人才的重要参考。“由于大量韩商在中国发展，汉语现在已经成了英语之后韩国人最重要的外语了。”5月11日，韩国驻华使馆经济公使申凤吉告诉《国际先驱导报》，目前在华的韩国投资企业有4.3万多家，累计投资额超过了350亿美元。而这些数字背后，则是数十万韩国商人在中国市场十几年如一日地南征北战。
加速融入中国社会
2004年10月，金永镐是一个人孤零零地来到中国的，而5月10日接受本报采访时，身为浙江舟山一家医疗器械公司支社长的他表示，自己去年就结婚了，新娘是一个中国女孩。“我最先见到的是她的爸爸和妈妈，因为是同行，开会时经常见面，后来他们就把女儿嫁给了我。”
与金永镐相比，来中国更久的朴根太说起中文来几乎听不出是外国人。在位于北京鹏润大厦32层的公司会议室里，这位身材高大的总裁与记者谈笑风生，曾在香港、广州、上海、北京等四个城市各生活若干年的他，深谙中国社交之道。“先做朋友，再做生意。”朴根太将这套中国式哲学运用得恰到好处，同时也以此要求自己的员工。
除了个人逐渐适应习惯中国的生活外，韩商还积极投身中国的公益事业中。三星、LG等企业都在中国多个大学设立了奖学金，与一些村庄缔结友好关系，朴根太的公司每周都会为北京的几家孤儿院、养老院送食物。此外，韩商捐建希望小学、集体组织捡垃圾等报道都不时见诸报端。
“这是一种很聪明的做法，事实证明，韩商在中国的所作所为，对其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一位经济学者表示，这也是韩商与其他外资企业的一个不同点，而他们的这种行为不管是出于公关目的还是其他想法，客观上都提升了韩商在中国的整体形象。
韩国经济“体外发动机”
从1992年中韩建交至今，两国经贸关系发展迅速。有数据显示，去年双边贸易额已经突破1300亿美元，相当于15年前的26倍。
已旅居韩国多年的中国媒体人元涛注意到，今年4月10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抵达首尔后，首先到访的不是青瓦台，而是韩国SK集团，当时温总理还试用TD-SCDMA视频手机和在北京的信息产业部部长王旭东通了电话。
“这是总理对中韩贸易交流的充分肯定，也给到中国发展的韩国企业吃了一颗定心丸。”元涛表示：“很多韩国企业现在都把工厂建在了中国，中国市场其实已经成了韩国经济的一个体外发动机。”
申凤吉也如是告诉《国际先驱导报》：“韩国企业到中国来投资，基本上成了韩国经济发展的一个新动力。”对外投资刺激了韩国出口贸易，而一些在韩国国内受到局限的企业，到中国后也“重新找到了自己的活路”。
目前，韩商拓展海外市场规模最大的目的地国是中国，而中国引进外资最多的国家也是韩国。“韩商开辟了市场，反过来也促进了中国GDP的增长。”中国社科院韩国研究中心研究员李敦球说。
为什么是韩商
那么一个问题随之而来：中国作为全球最具成长性的大市场，来此投资的外国企业多如牛毛，抢滩中国是几乎全世界各大企业的共识，但为什么脱颖而出的不是欧美和日本企业，而是韩商呢？
“对韩国一些中小企业来说，选择到中国正好符合他们的实力。”李敦球指出，而且日本企业的投资重点其实不是在中国，而是主要面向西方发达国家，这就造成了韩商在中国一枝独秀的局面。
从另一方面看，中韩两国在地理上的接近和文化上的相似性，也把欧美国家“比了下去”。中国韩国商会常务副会长金钟宅在接受《国际先驱导报》采访时反复强调，韩国到中国的飞行距离不到两个小时，而随着往来的频繁，韩国商人很容易发现中国的市场机会。一些韩国商人已经把青岛、威海这样一些中国沿海城市看成是“邻居”。在此背景下，精明的韩国商人不仅把触角伸向高科技领域，美容美发、工艺品、餐饮等行业，也都能看到韩国商人忙碌的身影。
在金钟宅看来，中韩两国老百姓两千多年来的密切交流，也给今天的频繁沟通做了铺垫，“我个人觉得，现在这种密切的交流至少要持续数十年以上。”金钟宅表示，这让韩商很容易如鱼得水，适应中国市场要比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商人快得多。
除此之外，中国人对韩商的好感度较其他国家更高也是不能忽略的原因之一。“在文化传统上，他们洋人的想法和中国不一样，但我们韩国人的文化基本上和中国是相通的。”希杰集团总裁朴根太告诉《国际先驱导报》：“韩国企业都很认真，而且是真心和中国人做朋友。”
商会牵头，抱团作战
与中国企业在海外喜欢单打独斗或者有时面和心不和相比，韩商在中国有一个统一的管理机构——中国韩国商会，这个成立于1993年的机构本部设在北京，还在中国其他36个地方设有地方商会。据《国际先驱导报》了解，韩国商会已经成了韩商在华投资的强力后盾，每当有韩商在中国投资前，往往首先想到的就是到商会咨询相关信息，评估风险。
“我们每天都会通过电子邮件给会员企业提供中国经济信息以及法律等政策方面的支持，同时通过地方商会，把韩商在投资方面遇到的问题反映给中国有关部门，促进解决问题。”金钟宅表示，分享经验，规避风险，同时替在华韩商向地方政府反映问题和争取支持，是韩国商会的几项主要职能。
对于这一点，金永镐感同身受。刚到中国时，金永镐语言不通，也不熟悉中国的基本情况，就从地方韩国商会那里获得一些有价值的信息。“有一种回家的感觉。”金永镐告诉《国际先驱导报》。
历经反复，面临拐点
“一位韩国朋友在早些年去过中国后曾告诉我，那里真的到处都是机会啊！”元涛讲起这段往事，不禁笑了起来。
用朴根太的话说，那是设想着“每个中国人买一支笔就能卖出13亿支”的时代，“现在大家也都知道了，13亿人，可能有购买名牌笔能力的只有6000万左右，所以不能盲目想当然。”
事实上，真正追溯韩商1949年后在进入中国的历史，应该比中韩建交还要早很多。李敦球告诉《国际先驱导报》，早在1992年之前，以中国山东省为代表的地方即开始与韩国进行民间贸易，“韩国的中小企业胆子比较大，两国没建交就在山东进行了一定规模的投资”，这也成为后来推动两国建交的一个加速器。
1992年中韩正式建交后，韩国企业开始大规模登陆中国，三星、LG等大企业纷纷在中国投资设厂，中国价格低廉的劳动力市场和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的热情，让韩商颇有一种如鱼得水的感觉。与此同时，那个阶段也是韩国中小企业到中国开展加工贸易的黄金时期，一些技术含量不高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在中国焕发了生机。
“亚洲金融危机爆发时，韩国对华投资呈现了递减趋势，直到2001年12月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韩国企业又掀起了到中国投资的热潮。”申凤吉告诉《国际先驱导报》。
到了2007年，韩商或许又迎来了一个新的拐点。3月16日，十届人大五次会议高票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草案)》，至此，外资企业独享税收优惠的时代即将一去不复返。“这对韩商在中国的发展造成影响是必然的。”李敦球对《国际先驱导报》分析道，那些技术含量不高的中小韩资企业遭淘汰其实是一个必然趋势，也符合中国利用外资进入新阶段的客观现实。 |
